当过医生，在抗美援朝前线立过二等功，搞过基础研究，学过中医，当过半农半读医专的教师，甚至做好了在农村当一辈子赤脚医生的准备……王振义前半生的履历，可以用丰富而跌宕来形容。
在很多人眼里，王振义又无疑是幸运的。 从血液病内科医生，到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，他只花了8年。
面对这份“幸运”，他曾坦言，这是“上帝给的机会”。“但是，幸运是有前提的，这就是，在什么情况下，上帝会给你一个机会。”
1978年，已经54岁的王振义， 在时隔20余年后终于得以重拾“攻克白血病”的梦想，开始 投入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（APL）的研究。
这 是一种最凶险、病情恶化最快、致死率最高的白血病，若不及时治疗，90% 的患者将在半年内失去生命，最快的只要3天。 在国外研究的启发下，他 大胆地提出了用诱导分化的方法来“改造”癌细胞的想法 。
随后，王振义向瑞金医院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之一）申请了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实验室，从此一头扎进茫茫无际的探索中。为了攻克难题，只要不查房、不问诊，他就埋头查阅国内外文献，凯发K8一触即发或沉浸在实验室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。然而测试了无数种方案与药品，他和团队却始终不得其法。
这种日复一日的挫败，持续了5年。 1983 年，顶着巨大压力的王振义，终于 见到了曙光 —— 在显微镜下观察，“急性早幼粒细胞”在“全反式维甲酸”的作用下，顺利分化成了正常细胞。 一年后，这种分化诱导效果在体外实验中已确认无疑，但距离临床有效间仍有一段路要走。
1986年，上海市儿童医院一名5岁的APL患儿生命垂危，多方医治无效。为了争取一线生机，王振义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征得患儿父母的同意，决定采用尚在试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方案。仅仅一周过后，奇迹出现了！孩子的病情出现好转，一个月后症状完全缓解。
同年里，奇迹一个接一个出现，24例患者的 病情完全缓解率超过了90%。1988年， 王振义将相关成果写成论文，发表在国际血液学权威学术期刊《血液》上，立即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， 迄今 已是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。
不愿止步的他，此后又带领学生不断完善治疗方案，创新性地提出“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协同治疗方案”，并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找出疾病发病机理和药物作用的机制，使得这种最为凶险的白血病从以往仅10%的5年生存率，提高到94%的高生存率，成为人类肿瘤治疗史上第一个可被治愈的肿瘤。
法、日、美等国科学家，凯发K8一触即发随后也相继重复出了类似的高缓解率。白血病治疗的“上海方案”从此诞生，被誉为“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八大贡献”之一。
更多的荣誉如潮水般涌来：1994年，王振义的胸前挂上了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——凯特林奖的奖牌，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亚洲人；同一年，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；2009年，美国“临床指南”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方法定为规范性治疗方案；
2011年，已86岁高龄的他，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； 为表彰其贡献，2012年6月4日，国际 小行星中心第77507号公报，将第43259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“王振义星”……
他曾担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教师，承担过内科基础、血液学、病理生理学等教学工作，也当过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校长。从1978年开始招收首期研究生的他，一共带教了50余名硕博生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、陈国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，均出自他的门下。
在课堂上，他习惯采用“启发式”的教学方法，讲解起医学知识总是深入浅出，对自己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。作为导师，从实验基础、专业英语到前沿动态， 他对学 生的指导和关怀也总是竭尽所能、无微不至。
他每次都坚持把自己的学生列为论文的第一、第二作者，而把自己排在最后，甚至不参加署名；在人才培育 上 ，为了让优秀的中青年人才尽早地脱颖而出，他率先 提出了“破格晋升”的设想 ……
72岁时，王振义坚持要学习使用电脑和上网，学会以后，每天都要在网上查阅医学文献三四个小时以上。 他说： “为人师表，我不能老拿旧知识去糊弄年轻人。 让他们看到我的学问在不断上进，他们也会受到激励，不断学习。 ”
直到年届百岁，早已白发苍苍的他，生活的重心仍然围绕着临床和教学——每周初由学生提交临床上遇到的疑难病例形成“考卷”，他在一周内搜索全球最新文献资料，不断学习、思考、分析后做出“答卷”，并制成PPT，在每周四与学生一起交流。
这种特殊的教学查房方式始于2001年，被王振义称为“开卷考试”，已经风雨无阻地延续了20余载。他笑嘻嘻地解释，这样“益处多多，可以打发时间，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”
为了对病人负责，他除吃饭休息外，通常会从早上起床后，一直看资料到晚上9点多，有时候半夜有了灵感，还会从卧室跑到书房。即便因此摔过两跤，他仍乐此不疲，甚至在吸氧治疗、服用止痛片后坚持参与查房。
王振义还曾打趣，自己做的是“网络转化医学”。“学生们临床科研工作太忙了，没空广泛阅读文献，就由我来替他们泛读，然后精选给他们细读，由他们应用于临床。我来做他们的拐杖。”
目前，作为“开卷考试”结果的汇编，《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经出版了三册。 但王振义认为，这并不是一本属于他的专著。 他将该书署名为“瑞金医院血液科”，决意不收稿费、版权费。
在他看来，找到答案的瞬间，“把不知道的事变成知道”，便足够快乐。 每到这时，放一段交响乐，再玩一会儿电脑纸牌游戏，便成了他最惬意的享受。
在王振义的书桌里，珍藏着一份印着 原震旦大学医学院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）毕业生宣誓词的A4纸 。
他将其中的两句话手动加粗—— “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，不因贫富而歧视，并当尽瘁科学，随其进化而深造，以期造福于人群”“余于正当诊金之外，绝不接受不义之财”，从此用尽一生来恪守。
他家的客厅里，常年挂着一幅《清贫的牡丹》。那是他从老友画室一眼看中的。他说，“我一看这个图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它不是非常红，非常艳，而是非常清淡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就是这样，你要有进取的雄心，但要对名利等一些问题看得淡。”
王振义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 沉淀在他精神底色中的医者仁心与淡泊名利， 同时在他的许多选择上得以显现。
他住的房子，实则是医院提供的单元房，并与医院约定等自己百年之后归还，子女不得继承。数十年里，他坚持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款，也常接济患者及其家属，甚至在遗嘱上写明将所有的积蓄留给有需要的病人。
为了让患者都吃得起治疗APL的药，他从没想过申请专利。如今，这盒救命的特效药仅售290块，并被纳入国家医保。而其他类似的抗癌药，价格动辄数万元。每当有人问起他是否估算过放弃专利的损失，他都目光坚定，“钱或名誉的事，我不会去想。我只想病人能好。”
他的一生获奖无数，但几乎每一次获奖，都会将大部分奖金捐出： 1996年，王振义获“求是”杰出科学家奖，将100万元奖金中的40万元捐给医院、40万元捐给学校凯时k8官网、10万元捐给他所在的上海血液研究所；
2011年，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中的450万元捐给医院，其余的50万分别赠予参加全反式维甲酸研究的团队成员； 2020 年， 再获未来科学大奖“生命科学奖”的他 ，又一次把 350万元 奖金 全部捐赠给扶贫基金会 ……
这样的仁慈和慷慨令人钦佩。同样值得叹服的，还有他对医学几乎贯穿一生的热情和生命力——他1924年生于上海，7岁时便萌发了学医志向，直到100岁仍未真正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而即便功成名就，王振义最喜欢的，依旧是别人称他一声微不足道的“王医生”。他说，“几乎从第一天穿上白大褂起，我就真心喜欢这个职业，尤其喜欢为病人解决问题后 的 那种 ‘当医生的成就感’。”
回看自己的一生，王振义脑海中的想法也十分简单 ，像是千帆过尽之后，一汪平静的水面—— “我这一辈子看好了一种病，而我最遗憾的是只看了这一种病”。